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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3月10日夜，贵州苟坝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三人被一张作战地图和一封军情电报，推到了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口。
这场争论的表面，是打不打打鼓新场；
更深一层，却是红军究竟要不要在敌情不明时，凭着一场胜利后的热气，押上数万人的性命。
遵义会议后，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。
1935年2月，红军在遵义及其周边取得胜利，部队士气明显回升。
胜利带来的信心很宝贵，但也容易让人低估对手。
打鼓新场位于黔北，守军数量看上去并不多，那里又有粮食和物资。
若能拿下，不但可以补充给养，还能扩大活动范围。
林彪、聂荣臻曾发电建议进攻，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不少人的赞同。
问题恰恰出在“看上去”。
当时，蒋介石已经亲自到贵阳部署围追。
黔军、滇军、川军以及中央军多路力量，正在向红军活动区域靠拢。
打鼓新场的守军只是摆在明面上的一块棋子，附近敌军能否及时增援，才是决定战局的关键。
3月10日，中央负责人在苟坝开会讨论作战计划。
会上多数人倾向于主动出击，认为红军刚刚取得遵义胜利，应该趁势再打一仗。
地图上的距离、道路和敌情，被一项项摆到桌面上。
毛泽东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。
他反复强调，打鼓新场距离敌军增援方向并不远，一旦攻城不能迅速结束，红军就可能被拖入持久战。
那时援军从四面压来，退路很容易被切断。
有人认为，行军作战不能只讲稳妥。
也有人觉得，红军若总是回避硬仗，很难打开局面。
会议表决时，进攻意见占了多数，毛泽东的反对没有改变决定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这次会议前后，毛泽东在前敌指挥系统中的职务已经发生变化。
他在军事决策中的影响力一度受到限制。
对一个刚刚经历路线争论的指挥集体来说，这种局面并不轻松。
会后，作战命令准备发出。
夜雨落了下来。
毛泽东没有留在住处等待结果，而是冒雨赶往周恩来住处。
道路泥泞，灯光昏暗，行走十分困难。
关于这段经过，后来流传着不少细节，但可以确认的是，他急于当面说服周恩来，要求重新审视进攻计划。
周恩来当时承担着红军军事指挥方面的重要责任。
毛泽东到达后，直接说明危险所在：“这个仗不能打，打鼓新场可能是个圈套。
” 朱德随后也来到现场。
三人重新摊开地图，围绕道路、敌军位置和增援速度进行分析。
朱德一向重视部队行动的实际条件，他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的商议，使原本已经作出的决定再次出现转机。
就在这时，新的敌情陆续传来。
滇军和川军的调动表明，敌人并非毫无准备。
打鼓新场周边的兵力部署，正在朝着对红军不利的方向发展。
这一变化说明，毛泽东担忧的不是空想，而是建立在敌情判断上的军事推演。
若红军按原计划进攻，极有可能在城下被牵制，等候多时的敌军则会迅速完成合围。
3月11日，中央再次开会，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。
会上重新研究了军事指挥问题，最终成立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，负责红军行动的决策。
这一安排影响深远。
红军没有继续围绕一座城池硬拼，而是把主动权放在运动之中。
随后展开的四渡赤水，并不是单纯的来回行军，而是不断制造假象、调动敌军、寻找薄弱环节。
红军时而向北，时而折返，时而逼近贵阳，使国民党军难以判断主力方向。
四渡赤水之后，红军又渡过金沙江，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。
苟坝会议没有直接带来一场大胜，却改变了红军的决策方式：重大行动不能只看眼前得失，更要把整个战区的敌我态势放在一起判断。
周恩来晚年谈到这段经历时，曾多次肯定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坚持反对进攻的作用。
那盏雨夜里的马灯，照亮的并不只是通往住处的道路，也见证了红军一次重要的军事转向。
若当晚没有这场争论，长征的进程，很可能会被改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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